TCS

1. 请介绍贵机构成立的背景及发展历程。其最突出的研究特点是什么？

迄今为止，神户大学承担着作为“集中全世界优秀人才的枢纽学校”的功能，将培养“承担解决全球各项课题先锋作用的人才”作为大学的理念之一，不断加深与海外大学及研究机构间的交流。但是，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当代，围绕信息、标准、人才大学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应对这个课题，需要大学间的交流更加活跃。在本校，有80%的留学生来自于亚洲各国，此外，还有大约一半的合作学校是亚洲地区的大学，与亚洲各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间的交流变得尤为重要。 

神户大学国际合作推进机构亚洲综合学术中心就是顺应这种时代的变化，以战略性地推进与亚洲各大学间的人才及学术交流为目的，于2013年设立的全校级别的组织。本中心充分发挥了本校作为综合大学的优势，正在以推进与亚洲各大学间文理融合的学术交流为目标，致力于构建多边的合作关系。例如，通过在本中心实施的“日本研究中心负责人论坛”，邀请亚洲各国著名的日本研究人员来到本校，在努力建设合作网络的同时，还向全世界推广着研究成果。此外，还通过“神户大学学术研究与教育论坛（KUAREF）”与本校在海外的同学网络合作，在迄今为止本校等日本大学影响力较低的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为实现跨越文科、理科壁垒的综合性学术交流而做出了诸多努力。

在教育方面，我们秉承明确的目标与亚洲各大学共同开展双学位课程，以及扩充与各合作方合作的实习课程，努力培养着引领亚洲共生的新一代人才。

本中心活动理念的中心思想就是开展“解决全球各项课题”的研究和教育，并基于该理念与亚洲各大学展开协作。亚洲各国在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等多个方面的特征十分多元，因此不能简单地就特定的问题达成共识。但是这也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可以从拥有不同经验的其他国家的经历中得到各种启发。对于这些能够充分发挥从亚洲的多样性中获得的崭新观念的人才、资源以及见解的交流工作，本中心将积极予以推进协助。

2. 贵机构曾经或现在有关中日韩合作的研究有哪些？

神户大学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各领域，都开展了与中国及韩国有关的学术及学生交流活动。其中，本中心以全校之力进行支援的项目之一，就是中日韩的大学交流事业“亚洲校园计划”。 

该计划的背景是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时的经历。正如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中典型表现出来的那样，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自然灾害会给近邻各国带来影响，而为了遏止其影响，则需要展开大范围的合作。当然，同样的道理也可用在政治及经济方面的问题中。朝鲜的核、导弹开发及历史认识问题等悬而未决的事项，与围绕该地区的各种国际关系紧密相关，时常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带来影响。在本计划中，神户大学与韩国的高丽大学及中国的复旦大学合作，三所大学共同从“风险”的观点出发对东亚地区的各项课题进行分析，目的则是培养可提出政策方案的专家。参加本计划的学生可在派遣方和接收方的两所研究生院取得学位与学分，不断培养积累自身的专业性和国际性，以便可以立即活跃在全球舞台上。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本校向参加该计划的学生提出了“如何应对东北亚地区的各种风险”的课题，实施了不拘泥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育和研究。这三所大学为了使参加计划的学生的研究能实际为社会做贡献，还对各种实习和实地考察进行支持。完成该计划的学生已在国际机构、援助机构以及与国际风险管理有关的民营企业等中就职，正在全球各地发挥着他们的才干。

本计划已走过5年的试验期，目前已进入第6个年头。今后，实施该计划的三所大学，将对本计划 “促进大学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关系，加强大学间的竞争力，培养亚洲的新一代优秀人才”这一预设目标的完成程度重新进行评估，且预计实施旨在促进未来中日韩合作的共同研究。我们希望能与学术界以及以TCS为代表的国际合作实施机构共享这些意见，为加强中日韩合作助一臂之力。

3. 您对于未来三国合作的期许是什么？哪方面的研究最有价值？秘书处在其可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现在的中日韩合作涵盖安全保障、经济合作及文化交流等，所涉领域非常广泛。但是，一般民众对此类合作的实际情况却并不了解。目前的现状是，媒体报道的内容多是以三国间的摩擦为中心，让人感觉好像很难推进进一步的合作。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三国政府的外交情况。特别是作为推进中日韩合作的主体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由于中日、日韩、中韩双边关系的影响而不能定期召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其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政治体制和安全保障立场有所差异，以及各国的民族主义成为了一种限制因素，导致中日韩的合作及其结果不能以“看得见的形式”展现在各国人民面前。

而将这种“看得见的形式”的成果展示出来，从不见好转的三个国家彼此间的国民感情角度来看也很重要。例如，作为三个国家合作的前提，其中有一点就是应该先通过各种渠道形成相互信任的关系。但是，要在拥有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背景的三个国家间突然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并非易事。并且，很多情况下所说的“信任”远远不能落实到具体，其具体应达成的目标也并不明确。

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相同，国家间的关系中，“信任”的前提也是具体的行动实际成果。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取得具体的合作成果才能获得彼此间的“信任”，也只有通过该成果，才能让国民理解合作的意义，并获得他们的“信任”。

因此，重要的就是要先采取具体的措施，脚踏实地地创造一个又一个实际成果，并简明易懂地向国民宣传该成果。为此，不能使用抽象的语言，而是需要具体的想法、明确的责任分工，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一目了然的成果。

作为事例之一，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朝鲜的核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东北亚极为重要，要求三个国家都要做出应对。但是，当今各国各有各的应对政策，如同一盘散沙，在确定应对政策之前，基本上没有具体的配合调整。结果，对这一原本可成为三国间合作机会的问题，不但没有加深合作，反而让三方开始对彼此的政策疑神疑鬼。

这里所缺少的，就是各国在确定政策时的相互沟通，以及在相互沟通的基础上进行相互补充型的责任分工。这一点也适用于三国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现在三国间的援助政策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竞争。结果导致重复对相同对象进行援助。这些问题如果能做到良好的沟通是可以避免的，避免这些问题后，还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取得更大的成果。

针对这些方面，TCS在三国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中心在大学间交流事业中的作用有相似之处。虽然本校的亚洲综合学术中心的规模较小，但在认清亚洲的各大学及研究机构与本校的差异的同时，也在积极摸索交流的理想方式。在这方面，为了顺利实现相互的沟通而收集信息并传递出去，以及交换与各自的战略有关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拥有大量资源的学部及研究科在制定各自的研究教育战略时，应考虑如何才能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战略、如何构建交流的网络，这才是交流的核心。